造型神秘的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华光璀璨的金沙遗址金冠带、代表古蜀“王之遗物”的新都马家乡“邵之飤鼎”铭青铜鼎……7月19日，“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菁华”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揭幕，210件（套）珍贵文物，揭开了悠远神秘的古蜀面纱。
在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中，古蜀人“不晓文字，未知礼乐”。然而此次展览却以文物为证，勾勒出古蜀文明的华美。
古蜀文明首次整体呈现
7月19日上午10点，展览在国家博物馆北9厅正式揭幕。步入展厅，迎面而来的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很快将观众带入遥远神秘的古蜀王国。从三星堆到金沙，再到青羊宫文化时期，来自古蜀的青铜、金器、玉器等精美文物，吸引着观众眼球。赴京旅游的广东观众张晓娥惊叹，“以前我只知三星堆，没想到古代四川人拥有如此悠久绚烂的历史！”
这正是此次展览值得关注之处。国家博物馆展览策展人黄一介绍，“古蜀华章”首次将古蜀文明不同时期的考古发现进行了一次综观展示，展览的5部分脉络清晰：序章简述成都平原自然地理环境，综合介绍古蜀文明发展历程，第一章“伴月三星”展示古蜀文明发展的第一个时期——三星堆文化时期。这一阶段大约从公元前18世纪初延续至公元前12世纪中叶，大体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夏代晚期至商代晚期。随着1986年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的出土，包括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金杖等一系列造型奇诡的器物出土，它们与同样在3000多年以前的其它考古出土的器物风格大相径庭。此次展览中，包括青铜纵目面具、青铜鸟首等大部分文物，就来自这两个祭祀坑。
“古蜀华章”第二章，聚集了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古蜀文明第二个时期的文物。黄一说，这个时期，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商代晚期至春秋晚期，它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就是金沙遗址，而这一章节的展品，也主要来自金沙遗址出土的代表性文物。
古蜀文明首次综观展示的一大亮点，在于将青羊宫文化时期的文物纳入了此次展览。这是古蜀文明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至汉代早期。这一时期出土的文物，不仅有新都马家乡出土的极可能是一代蜀王墓中的青铜礼器和兵器，也有彭州竹瓦街窖藏的嵌错水陆攻战纹铜壶等，它们工艺复杂、器形精美。在展览尾章，公元316年以后秦并巴蜀、古蜀文明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也通过文物进行了展示。这一时期著名的青川木牍、成都矛等文物，成为古蜀文明谢幕的历史见证。
独辟学术视角文物讲活古蜀历史
然而，此次“古蜀华章”绝非以往偏重于文物审美而轻史论的一次展览。210件（套）文物，不仅有视觉上的震撼和美感，更在于通过文物的挑选和组合，让古蜀文明的面貌更加清晰。
四川博物院是此次展览的参展方之一。博物院副院长谢志成说，关于古蜀文化，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说明早在唐代，古蜀文化的记忆已非常朦胧。但这次展览的210件（套）古蜀遗珍，证实了古蜀文明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特色鲜明，是中华文明宝库中一颗独特而璀璨的明珠。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美青铜、金器之外，有大量修补痕迹的三星堆出土陶器也成组亮相。但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朱亚蓉介绍，这些“不好看”的文物，却是三星堆文化时期的代表器物，因为陶器外形的演变，是对时间的记录。“这一时期，小平底罐、鸟头勺把等是此时陶器的基本组合，但随后的十二桥文化时期，可以看到出现了瓮、类底杯等新的陶器，说明二者在文化上既有传承，同时注入了新的文化，这也说明古蜀人的族群构成在此时添了新的血液。”
黄一表示，从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发现至今已超过30年，古蜀文明考古成果十分丰硕，历史的脉络已渐渐显现，有些悬置和有争议的学术焦点，专家也开始形成共识。因此这次展览大胆吸纳了一些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比如从发型、发饰角度解析三星堆、金沙遗址发现的青铜人头像、金面具等，力图提供给观众更深层的历史信息，阐释在文化更替中，古蜀统治族群的更迭。”
你所不知的古蜀文明
幕后揭秘
新研究三星堆时期上层社会可能有两大族群
历史信息
青铜头像的发型携带族群信息
除了造型奇异的三星堆青铜器、金沙金面具吸引眼球外，“古蜀华章”还吸纳了最新学术成果，揭示了古蜀文明中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信息。古蜀文明目前尚未发现有确信的文字材料，只有只言片语的古老传说。这些传说经过汉代著名文学家扬雄的整理，形成《蜀王本纪》一书。不过，考古学上所揭示的古蜀文明，和传说中一样具有悠远的历史，文物也刻下更多历史密码。
展览策展人黄一说，从三星堆祭祀坑发掘以来，人们关注的焦点就是青铜器物的神秘造型。但专家们经过研究，发现有多件青铜头像具有丰厚的历史价值，因为其发型、发饰极可能携带着族群信息。这次展览，也将两种不同发型的青铜头像进行了对比展示。一种明显可以看到脑后梳着一条下垂的麻花长辫，一种则长发上盘并以发笄固定。专家们认为，从三星堆出土青铜头像的数量上观察，辫发族群有优势；但出土青铜人像中看上去像祭祀神职人员者，均属于笄发族群。因此可以推测，三星堆时期上层社会的主要构成，应该就分别为笄发族群和辫发族群。笄发者应是神职人员，而辫发族群则可能执掌社会中政治、经济、军事等世俗事务。
新研究
古蜀人并非“不晓文字，未知礼乐”
历史信息
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有礼器群及乐器
扬雄在《蜀王本纪》的一句“不晓文字，未知礼乐”，让古蜀文明给后世留下了野蛮落后的错觉。历史真的如此吗？从考古发现来看，无论三星堆还是金沙遗址，礼仪性器物的发现蔚然大观。此次参展的青铜尊、青铜罍等礼仪性容器，就是古蜀人对中原礼器甄选后采纳的核心器物。璋、戈、琮、璧等礼玉器，也能在中原文化或其他地方文化中找到母本。这类礼器被引进古蜀人的礼仪制度后，经过解构与重建，形成高足尊、高足罍、丫形射部的牙璋、三角援戈、有领玉璧等带有鲜明古蜀气质的礼器群。在三星堆和金沙，都曾出土过刻画有蜀人持璋细节的文物，生动展示出古蜀文明的用璋礼仪。
不过，古蜀时期出土器物中，乐器确实是十分罕见的门类，此次展出的青铜铃这样较为初级的金属乐器，以及金沙遗址出土的石罄，丰富了今人对古蜀文明“礼乐”方面的认知。
新研究
三星堆“国之重器”可能遇变故被毁
历史信息
多个部族曾同时在成都平原上繁衍生存
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埋藏的大多是古蜀国作为祭祀对象的国之重器。然而它们为何会被砸碎、焚烧后掩埋呢？目前学术界认为这极可能是遭遇了一次暴力性政治变革的结果。
四川省考古专家陈显丹当年是负责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的副领队，多年来对三星堆进行着研究。他发现，古蜀文明并非单线纵向发展，而是多个部族同时在成都平原上繁衍生存。曾经，三星堆以举国之力创造了这些彰显神权的器物。当他们受到另一部族或外来势力的侵袭，这些象征古蜀国最高权力的器物，必须被摧毁。
事实上，这种最高权力在不同族群之间发生的改变，也因此造成三星堆文化没落，十二桥文化随即兴起，古蜀文明的中心由三星堆迁移到了金沙。
文物为证
古蜀与中华文化交流密切
诗仙李白笔下，古蜀“不与秦塞通人烟”。其实，经过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学者们发现，古蜀人不但创造了以三星堆、金沙为代表的灿烂文化，也早就与外界展开了密切的社会、经济、文化上的全面交流。此次展览的部分文物，便镌刻下珍贵的历史信息。
此次展览中的国家一级文物“覃父癸”铭青铜觯，出自彭州市竹瓦街青铜窖藏（另一件为“牧正父己”铭青铜觯，此次同时参展），成为中原文化与蜀文化交融于此地的证明。四川博物院副院长谢志成介绍，“覃父癸”铭文刻于觯的内底，为晚商时期的家族器物。同样铭文的青铜器，曾在陕西宝鸡的出土墓葬中有发现。
《尚书·牧誓》记载，巴蜀之师参与了灭商的战争，是古蜀文明跨出四川盆地，直接参与华夏文明建设的记录。专家认为，这件铜觯应是蜀人参加武王伐纣时的战利品，或是周王颁赐的掳获物，是《尚书》记载巴蜀之师参与灭商战争的见证物。“它们表明十二桥文化时期的四川盆地与北方地区进行的交流是多方面的。蜀文化中许多重要的因素均直接吸收于北方，这种对中原先进文明的向往和吸纳贯穿着古蜀文明的始终。”
随着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古蜀文明由此谢幕。这件青川木牍，成为珍贵的历史见证。
据介绍，青川木牍1980年出土于四川青川县郝家坪第50号战国墓，正面记载了公元前309年秦武王命令左丞相甘茂更修《田律》等事，背面为与该法律有关的记事。这是目前发现的四川地区最早的农田水利政府文告，是大规模开发四川地区的珍贵历史见证物。
秦国灭蜀以后，在四川大力发展农业，推行了有关农业耕作和建设的相关法令。除了青川木牍所记载的推行《田律》外，还修筑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从此成都平原上“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被称为“天府之国”。
吕不韦执掌秦国政权期间，在秦国推行了严格的国家兵工生产制度，纳入秦国版图的蜀地也开始推行。这件出土于四川青川县的青铜戈，正是这项制度在四川执行的有力证据。铜戈的内部正反两面均有铭文，正面刻铭“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宣，东工守文，丞武，工极，成都”。反面铭文为“蜀东工”。在四川，这样的“物勒工名”的兵器目前一共出土了三件，而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遗址中还有许多。这种将责任人名字刻于器物之上的严格做法，也见证了秦国的兵工制度之严格。秦国能够从战国初年的七雄之一成为战国晚期唯一的强国，并且最终完成了统一，与这个帝国中每一位勤勤恳恳的工匠，每一位认真负责的官员，都不无关系。
原标题：古蜀文明绽放华光——210 件（套）文物揭开神秘古蜀面纱
